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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國藩:讀書最忌取巧

2019-03-29 10:53:43  來源: 瀏覽數:

觀察一個人的讀書方法,可以看出他的讀書興趣和其造詣的淺深。這句話固然未可當作絕對的標準,但是大致是無甚差誤的。從前塾師教小學生死讀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一類深奧的書,并教以先要“安詳恭敬”(朱熹語),不從,則臨之以夏楚,一般天真爛漫的小學生,乃視讀書為畏途。這是方法影響到他的讀書興趣。因為沒有良好的方法,而書又不可不讀,于是有一些學者盡量的死讀書,讀死書,到頭童齒豁,而數百字時文,乃有未通順者。或讀書數十百卷,而無一句足資應用者,都算是方法下的犧牲品。


曾氏為時代所限,積習所限,其所舉讀書方法,當然與現代教育理論猶未免于差池,然而踏實誠拙,是其天性,由是踏實誠拙之天性,乃產生他實事求是的讀書方法。蓋讀書最忌取巧,取巧固有時可以得到書中一知半解的皮毛,若想求深造,求本原,求前人未發之秘,皆絕對不能存絲毫取巧之心。不但不能取巧,凡學術造詣愈深者,恒用力愈拙。西人往往為發明一理論,不惜窮畢生之力以求證據,必待數十百千證據都相同了,然后才敢自信。清朝漢學大師,亦嘗為一字一義,而求數百證據。在聰明人看起來,不是太拙了嗎?而不知他的造詣,即從這拙中得來。

許多聰明人而異常淺薄,就是因為不愿用這拙的功夫。而況書中趣味,真是仁者見仁,智者見智,深者得深,淺者得淺,精蘊之處,全要自己求得,才為己有。父兄師友拿他自己心得來告訴我們,固亦可以啟示一二,然究竟與我自己得來者,是兩樣意味。然則讀書可以不用方法了?是又不然。方法好像是指示我們一個方向,告訴我們這方向的路道上,有什么河溪,有什么山谷,應該坐車,或應該坐船?至于路上風景的如何美觀,便要你自己去看才能親切。方法又如礦師告訴我們礦苗的所在,與開掘的方法,我們雖然明白了何處有金礦,何處有銀礦,亦且明白了怎樣開掘的方法,然而實行去開掘,便非我們自力不可。至于采獲多少,更須視我們用力如何,與毅力如何,方能決定。現在青年有太重視方法,而忽于自己的實力,對學問不愿下苦工,成就安能不薄?而其最大原因,則在專欲取巧。我所取于曾氏讀書法者,就為他這種腳踏實地毫無取巧的精神。至其所舉應讀的書籍,自然有許多已受時代的汰除,但是他的方法,卻最足以給我們仿效,我們當然不能去其精華,而求其糟粕。


他的讀書方法可以分四項說明:(1)看、讀、寫、作,(2)專精一業,(3)求明了勿求強記,(4)分類筆錄。怎樣叫看、讀、寫、作呢?他說:

 

讀書之法,看、讀、寫、作四者,每日不可缺一,看書如爾去年看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韓文》、《近思錄》,今年看《周易折衷》之類是也。讀者如《四書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左傳》諸經,《昭明文選》,李、杜、蘇、黃之詩,韓、歐、曾、王之文,非高聲朗誦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,非密詠恬吟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,譬之富家居積,看書則在外貿易,獲利三倍者也;讀書則在家慎守,不輕花費者也。譬之兵家戰爭,看書則攻城略地,開拓土宇者也;讀書則深溝堅壘,得地能守者也。看書與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,讀書與無忘所能相近,二者不可偏廢。至于寫字,真行篆隸,爾頗好之,切不可間斷一日,既要求好,又要求快,余生平因作字遲鈍,吃虧不少,爾須力求敏捷,每日能作楷書一萬則幾矣。至于作諸文,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,過仨后則長進極難。……少年不可怕丑,須有狂者進取之趣,此時不誡為之,則后此將不肯為矣。(咸豐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與紀澤函)


看生書宜求速,不多閱則太陋,溫舊書宜求熟,不背誦則易忘;習字宜有恒,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,山之無木;作文宜苦思,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,馬之跛不能行。四者缺一不可。

 

這可算是讀書方法的初步。看、讀、寫、作四者,缺一不可。四者的界說與效益,他都言之綦詳。四者之中,除寫字一門,現在不甚注意外,其他三項今日為學之士,仍不可偏廢,尤其是讀書與看書,他說的最為透澈。蓋讀書意在求熟,看書意在求速,熟然后可以專精,速然后可以廣博。學者須先有若干部爛熟之書在胸中,然后再去涉獵群書,方無阻礙。此如為將官者,自己手練精兵若干萬人,赴湯蹈火,略無難色,然后以此若干萬人為主,協同其他新練之兵,攻城略地,則不但手練精兵無往不利,即新練之兵亦將無往不利。讀書看書,亦正如此。學者茍有若干部爛熟而又深澈了解之書在胸中,然后看書自可以速,且易于了解。


現在青年對于熟讀一事,恒視為畏途,不要說整部書不能讀熟,即學校幾篇國文講義,要希望他們讀熟,都不是容易的事。胸中連幾篇熟文章都沒有,更那里能談得到看書?即看書亦如何能深澈了解?又如何能作得出清晰明暢的文章?就我的經驗:看書作文,都要以胸中熟書多寡為標準,不先注意熟讀,乃欲做成好文章,或求看書之速,是皆緣木求魚之事。我是篤信初步為學必須熟讀的人,看書作文,都須以熟讀為根基。當然不是一切作品,都要熟讀,但是其重要者確非熟讀不可。不能全讀者,則須多看,所謂不多看則太陋也。我以為讀書最好分三部:1.熟讀之部,2.常看之部,3.涉獵之部。常看者就是不止看一次,涉獵者一眼看過,得其大意即足。

曾聞前輩先生云:曾氏最講讀法,聲調神態,均極入妙。證之他自己的言論,尤覺此言之足信。他曾告訴其子紀澤云:“爾欲做五古、七古,須讀五古、七古各數十篇,先之以高聲朗誦,以昌其氣,繼之以密詠恬吟,以玩其味,二者并進,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,則下筆為詩時,必有句調湊赴腕下。”在他日記中,亦曾說到“溫蘇詩朗誦頗久,有聲出金石之樂。因思古人文章所以與天地不敝者,實賴氣以昌之,聲以詠之。故讀書不能求之聲氣二者之間,徒糟粕耳。”在這兩小節中,我們幾乎可以聽到他那鏗然如出金石的書聲了。尤透澈的,就是他所謂高聲朗誦,密詠恬吟,相習既久,則下筆為詩時,必有句調湊赴腕下。豈但作詩是如此?作文亦何獨不然!初學為文,往往字句生硬,或上氣不接下氣,都是未能常使古人之聲調拂拂然若與己之喉舌相習的緣故。所以我覺得這一段雖然說的是看讀寫作四種,除了寫字一門,其余三者,我以為讀是一個綱領。


其次便要專精一業。他嘗說:“用功譬若掘井,與其多掘井而皆不及泉,何若老守一井,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?”在他《圣哲畫像記》那一篇中,亦力言廣心博騖之病,而主專攻一學,所以他教子弟,總是以專精為主。他說:

 

求業之精,別無他法,曰專而已矣。諺曰:“藝多不養身”,謂不專也。吾掘井多而無泉可飲,不專之咎也。諸弟總須力圖專業。……若志在窮經,則須守一經,志在作制義,則須專看一家文稿,志在作古文,則須專看一家文集,萬不可兼營競騖,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。凡專一業之人,必有心得,亦必有疑義。諸弟有心得可以告我共賞之,有疑義可以問我共析之。(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諸弟書)


讀書之道,有不可易者數端:窮經必專一經,不可泛騖。讀經研尋義理為本,考據名物為末。讀經有一“耐”字訣,一句不通不看下句,今日不通,明日再讀,今年不精,明年再讀,此所謂耐也。讀史之法,莫妙于設身處地,每看一處,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于其間。不必人人皆能記也,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;不必事事皆能記也,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。經以窮理,史以考事,舍此二者,更別無學矣。蓋自西漢以至于今,識字之儒,約有三途:曰義理之學,曰考據之學,曰辭章之學。各執一途,互相詆毀,兄之私意,以為義理之學最大,義理明則躬行有要,而經濟有本;辭章之學,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,考據之學,吾無取焉矣。此三途者,皆從事經史,各有門徑。吾以為欲讀經史,但當研究義理,則心一而不紛。是故經則專守一經,史則專熟一代,讀經史則主義理,此皆守約之道,確乎不可易者也。若夫經史而外,諸子百家,汗牛充棟,或欲閱之,但當讀一人之專集,不當東翻西閱。如讀《昌黎集》,則目之所見,耳之所聞,無非昌黎,以為天地間除《昌黎集》而外,更無別書也。此一集未讀完,斷斷不換他集,亦專字訣也。(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十七日致諸弟函)

 

大概貪多而不務得,原是青年最易犯之病狀,在已有看書能力的時候,常會泛濫無邊的亂翻亂看,無系統,無中心目標,這樣看去,終不會有精蘊的心得,終其身亦難有專長。猶如自己手里沒有精銳之士,所部盡新募之兵,當然指揮不靈,而不能有一定趨向。


曾氏所謂專一經,專一史,絕不是教人除此一書之外,不閱他書,他屢屢叫人要多看書,謂不多看則太陋。此所謂專,就是要求精之意,欲求精必須專,專有二義:一謂專藝,二謂專心。專藝就是專一經或專一史,或專攻其他任何一書,均謂之專,但須研尋其義理,考證其名物。如練兵然,必練成可以赴湯火蹈白刃者,始謂之精。經則專主一經,史則專熟一代。一句不通,不看下句,今日不通,明日再讀,今年不精,明年再讀,把一部書研究得精通爛熟,甚至終身以此一書為研究之中心,是之謂專。他認為“專”字是讀書一個秘訣,故除專藝之外,還要專心。怎樣專心呢?就是拿全副精神,專注在一種書上,所謂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。他說:“讀《昌黎集》則覺天地間除《昌黎集》外,更無他書。”這真是最精澈的秘訣。現在學校之中,要說終日沈潛于一書,自是不可能之事實;但是取法他的意思,用全副精神去看書,還是可能的。雖只看書一小時,就在這一小時內,聚精會神,忘卻書外的一切,這是應有的習慣;至于一本未完,斷斷不換他書,也是我們應該取法的。


在這種情勢之下,最怕的就是遇著難關,便自拋去;則不但不能專業,更談不到專心。所以他在專字訣后,又加一個耐字訣。大概這兩個字,是不能拆開的,因為無論何種書籍,總有相當的困難,定要勝過這種困難,才能前進;假如稍遇困難,即便丟去,則根本即談不到看書,更遑論專業?所以他叫人要耐。我覺得遇難關固然要耐,遇興趣缺乏之處,亦須要耐。因為一種書的內容,優劣不一定與興趣成正比例,有時理論愈深,興趣猶愈減少,必待用力鉆研之后,興趣才由勝過難關中盎然而出,這是耐的收獲。

現在一般人遇稍難之書不愿看,份量稍大者亦不愿看,都是缺乏耐性的表現;而現在作品,總是份量不甚多,內容充滿刺激性者,也就是為要迎合這種缺乏耐性的弱點。我以為每一種書,在未看之先,宜稍審慎,不合意者,盡可不看,既看則無論若何困難,若何無興趣,均須看到底為止,一書不完,決不更換他書,縱或內容未必皆精,亦宜耐著性子看完,然后才知道書內的好處在那里,壞處在那里。能知得書中壞處所在,雖未得益,也就算是得益了。


有一個問題為一般人最易發生者,就是書已看了,記不得,奈何呢?與其記不得,還不等于不看嗎?這句話說的有點似是而非。看書記不得的原因,大概是自己對于某項根基太淺,而驟看較深之書,當然不容易記得;然而雖不容易記得,看了一遍自己腦筋中卻已留下一個無形的印象,到將來再看相類的書籍,就比看第一本時容易多了。所以不能說記不得,就等于不看。關于這個問題,曾氏有深切著明的解釋。他說:

 

讀書記性平常,此不足慮,所慮者,第一怕無恒,第二怕隨筆點過一遍,并未看得明白,此卻是大病。若實看明白了,久之必得些滋味,寸心若有怡悅之境,則自然記得矣。(咸豐九年六月十四日與紀澤書)


凡讀書有難解者,不必遽求甚解,有一字不能記者,不必苦求強記,只需從容涵泳,今日看幾篇,明日看幾篇,久久自然有益;但于已閱過者,自作暗號,略批幾字,否則歷久忘其為已閱未閱矣。(咸豐五年五月二十六致諸弟函)


紀澤兒讀書記性不好,悟性較佳,若令其句句讀熟,或責其不可再生,則愈讀愈蠢,將來仍不能讀完經書。請子植弟將澤兒未讀之經,每日點五六百字,教一遍,解一遍,令其讀十遍,不必能背誦,不必常溫習,待其草草點完之后,將來看經解,亦可求熟;若蠻讀蠻記蠻溫,斷不能久熟,徒耗日功而已。(咸豐五年正月十八日致諸弟函)


讀書不求強記,此亦養身之道也。凡求強記者,尚有好名之心,橫亙于方寸,故愈不能記。若全無名心,記亦可,不記亦可,此心寬然無累,反覺安舒,或反能記一二處,亦未可知。此余閱歷語也。(咸豐五年七月初八日致諸弟函)

 

平常所謂讀書記不得者,大概是因為走馬看花,并未把內容看得明白;假如把內容理論看清楚了,條理看清楚了,不求過速,亦不停止,自然會得到書中趣味。他所謂寸心若有怡悅之境,真是閱歷之言。這個境界是我們個個人經歷過的不過未深注意罷了。我們回想看到一種透澈淋漓的議論,一字一句,皆能入人心坎,幾乎句句為我心中所欲言,而又句句為我所說不出來者,當此之時,我們心中的滋味如何?就我的經驗來說,就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快活。假如看書能常得到這種境界,則萬無不記得之理,更無須乎強記。這是教育心理學中所謂理解記憶法。還有許多機械語句,如何去記呢?曾氏的意思,是不必苦求強記,只需從容涵泳,時時翻閱,常在眼中經過,自然可以在不知不覺間記得。最壞的是蠻讀蠻記,這樣在兒童便要戕賊其天性,愈讀而愈蠢;成人亦將殘害其身體,終亦不能多記。他說凡求強記者,有好名之心,橫亙于方寸,故愈不能記。這是因為太不自然的原故。

我覺得看書最重要者,應在看的時候,把內容弄明白了,不必存心去求記,遇到重要的地方,拿起筆來,加他幾個圈點,或者加些符號在字句旁邊,或把重要句子提在書眉上,或把自己意見批在書眉上,都可使腦筋中多留些書的印象。有人說一種書多看幾遍,不就可以記得了嗎?固然,一本書看了一遍,連著再看一遍,時間既較經濟,效力且更加大,方法自亦不錯;不過我覺與其把同一書本多看幾遍,倒不如將同樣性質而不同樣的書本,多看幾種,興趣可以不枯,效力仍可加大。譬如看中國史,第一遍看的是甲編的,第二遍最好是找一本乙編的本子來看。如此既可比較,又等復習,興趣比專抱一個本子濃厚多了。這是我個人平時閱歷如此,不知別人亦如此否。


還有一事,為讀書時應注意者,就是不要把書籍看得太寶貴了。書上不輕動一筆,寫一字,外表看來似乎是愛惜書籍了,其實是最壞的事。我覺得看書應充分的動筆,涉獵之書不必如此。凡與本書有關系者,一律抄到書上,不足,再用札記本子,這是前輩先生所重視之事,而亦研究學問之不二法門。趙翼《廿二史札記》、王念孫《讀書雜志》、俞曲園《群經評議》、《諸子評議》、孫詒讓《札迻》……都不過這項工作的擴大而已。所以無論研究什么學問,讀書筆記,總是少不了的。曾氏嘗恨自己生平寫字遲鈍,抄錄札記不多,引為大憾,故時時以此事教導子弟。

 

余于“四書五經”之外,最好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文》四種,好之十余年,惜不能熟讀精考。又好《通鑒》、《文選》及姚惜抱所選《古文辭類纂》,余所選《十八家詩鈔》四種,共不過十余種。早歲篤志為學,恒思將此十余書,貫串精通,略作札記,仿顧亭林、王懷祖之法。今年齒衰老,時事日艱,所志不克成就,中夜思之,每用愧悔。澤兒若能成吾之志,將“四書五經”及余所好之八種,一一熟讀而深思之,略作札記,以志所得,以著所疑,則余歡欣快慰,夜寢得甘,此外別無所求矣。(咸豐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致紀澤函)


近世文人如袁簡齋、趙甌北、吳谷人,皆有手抄辭藻小本,此眾人所共知者。昌黎之記事提要,纂言鉤元,亦系分類手抄小冊也。爾曾看《說文》、《經義述聞》,二書中可抄者多,此外如江慎修之《類腋》及《子史精華》、《淵鑒類函》,則可抄者尤多矣。爾試為之,此科名之要道,學問之捷徑也。(咸豐九年五月初四日致紀澤函)


大抵有一種學問,即有一種分類之法,有一人嗜好,即有一人摘抄之法。從本原論之,當以《爾雅》為分類之最古者。……余亦思仿《爾雅》之例抄纂類書,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,特患年齒已衰,軍務少暇,終不能有所成,或者余少引其端,爾將來繼成之可耳。(咸豐十一年九月初四致紀澤書)

 

中國學術素乏精密的科學系統,學者初入其門,如入百戲場中,千變萬態,應接不遑;才智之士,把自己讀書心得寫出來,或把經史等書拆散了,再依其性質分為若干類,如《淵鑒類函》等,都不過是讀書之時,為便于自己翻閱,但是及其成功,乃為極有價值的類書,與極有價值的讀書札記,可為后學者學問捷徑。然此又非必大學問家始能為此,凡讀書人都能為之;惟不必急求發表罷了。趙翼、王念孫、俞曲園、孫詒讓諸人,當他筆錄的時候,何嘗念及傳諸后世?蓋讀書之士,既莫不有其心得,即莫不應有其讀書筆記。

他說有一種學問,即有一種分類之法;有一人嗜好,即有一人摘抄之法。他這幾句話很有科學方法的思想,可惜他自己軍務少暇,未能做一個榜樣給我們看,這是他自己抱憾的地方,亦是我們應以為可惜的事。不過他指我們這個分類筆錄的道路,總是不錯的。只是有一點應認清楚的,就是他那時所謂分類筆錄,大都是為文章詞藻,為奪取科名之要道。現在為學,科目繁多,當然無暇及此,然與自己性情相近的學科,仍應備有讀書筆記,或卡片,或活頁抄本,或固定抄本,要隨時隨地,逐處留心,凡與自己歡喜研究的那門學科有關系,足以補吾研究之資料者,無論古書今書,報章雜志,名人演講,雖一鱗一爪,都應把他錄在本子上面。研究學問應有一個“牛溲馬勃,敗鼓之皮,俱收并蓄,待用無遺”的精神。縱或有些材料不甚精萃,亦可供相當的參考。這種工作,說小一點,可以補充書本之不足,而便于閱覽,說大一點,則大學問家,大著述家的搜集材料,都不出此途。所以我嘗覺得讀書最重要者,就是筆不能懶。


以上所述讀書方法,可以說是四個步驟,可以說是四種研究學問的方法。為學之初,看讀寫作缺一不可,次則宜就自己所喜悅者,擇一藝以求專精;然又不可局于一隅,以至于太陋,故須多方閱讀,閱讀有得,隨手筆之,此所謂四個步驟。四者之中,以專精一業為中心,看讀寫作是專精一業以前的事,閱讀為廣求所專之業之補助材料,筆錄亦是以所專精者為中心。這是就表面次序說如此,實際亦并不是有一定的封域,專精一業時,并不是拋棄了看讀寫作,分類筆錄等,更不是拋棄了前面那三項工作。故自初學的次第言,似乎是四個步驟,自研究的中心言,則此四者,乃是四種方法,缺一不可。


讀書是學問路道之一,做學問當然不是死讀書;但是不讀書亦不足以言學問。且如本書所述曾氏之學,其大者曰修養,曰治事,似乎皆非書本上事,然若完全拋棄了書本,則其修養者,必不至有如此健全,而所治之事,恐不能如此細大不捐,群下從風向善。他以一匹夫而轉變一代風氣,第一是他以身作則的精神過人,第二是他研究有素的學識過人,有此二者,故一言一動,皆足以服當世人心。我覺得他為官數十年,處處是以學術化人,人格感人,從未憑借他的勢位,任意宰割人民,強人民以從己,這是最使我們愴然仰慕的事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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